随着女性在职场上争取性别平等的努力不断推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与他人共同撰写的一篇新论文，探讨了二战期间一项旨在支持职业母亲的法案，揭示了政治意愿的潜力。
在《动员母亲的人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兰哈姆法案下的儿童保育》一书中，经济学教授亨利·李(Henry Lee)分析了1940年立法的影响，该法案最初用于基础设施资金，后来则为职业母亲的儿童保育提供了资金支持。
正如工作文件所述，《兰哈姆法案》创建并支持了学龄前儿童的托儿所和学龄儿童的延长服务时间。“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实际上是普遍的、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学前教育项目，”2023年诺贝尔奖得主戈尔丁表示。“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唯一的一个。”（她指出，著名的“启智计划”（Head Start program）是由联邦政府资助的，但主要针对低收入儿童和家庭，因此其覆盖范围相对有限。）
许多所谓的“兰哈姆托儿所”被认为是为了释放战争所需的额外劳动力，利用《紧急救济拨款法》授权“不少于600万美元”用于此目的，将一些大萧条时期由美国工资局（WPA）设立的托儿所改造为幼儿托儿所。（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总统从另一项紧急基金中追加了40万美元，1943年又批准了更多拨款，使1943年至1946年的联邦总支出接近5200万美元。）
然而，尽管WPA托儿所的目的是帮助低收入和失业父母的孩子，但兰哈姆托儿所的目标是支持有2至11岁孩子的职业母亲。
除了全年的监督外，这些托儿所和延伸护理还提供教育，大多数托儿所还提供营养学家设计的膳食。
戈尔丁表示：“我们从那个时代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了解到，实际上没有人认为雇用有学龄前儿童的女性是个好主意。”她指出，“对此有很多负面情绪。”
但随着战争的持续，母亲们被视为维持许多工业运转的重要资源，同时在男性参战期间直接为战争做出贡献。这些努力包括生产供应品以及弹药或武器制造。
戈尔丁分析了这一时期约19.1万份联邦合同，他指出，随着该法生效，“货物和服务合同大幅增加”。
戈尔丁与合著者西北大学的约瑟夫·费里和达特茅斯学院的克劳迪娅·奥利维蒂发现，尽管该法案确实解放了劳动力，但其大部分好处主要惠及已经在职的女性。
戈尔丁提到，在大萧条之后，女性在国防承包商和南方纺织厂寻找更高薪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在当时主要由白人女性获得。
戈尔丁表示，女性“被工资的突然上涨深深吸引”。
她指出，该法案无疑增加了劳动力。然而，“很明显，女性正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无论她们是否有孩子，也无论她们是否有学龄前的孩子，”她说。“一些托儿所是在1942年建立的，但大部分是在1943年和1944年建立的，那时这些地方的就业率很高。
戈尔丁表示：“我们有按城镇划分的联邦合同数据，也有早期兰哈姆资金按城镇分配的数据。”
与1940年的人口普查相匹配的数据表明，到1945年，这笔资金分配给了685个城镇，主要流向许多女性已经工作的地区。“我们可以看到，那就是兰哈姆托儿所开设的地方。不是在那些需求最大的地方，而是在那些女性确实希望找到额外工作的地方。”
戈尔丁表示，尽管这篇论文研究了“这个程序是如何进化的，以及为什么它会以这种方式进化”，但这并不是这项研究的最初动力。
这位诺贝尔奖得主最初的想法是研究该计划对托儿所儿童成年后的影响，但由于联邦记录缺乏托儿所的确切位置，这证明是一项挑战。
“我们现在可能有其中一半的地址。”然而，在研究过程中，戈尔丁和她的合著者意识到可以在其他项目中使用的未发现信息。
“我喜欢做一名经济历史学家。我是一名侦探，”她说。
在注意到《兰哈姆法案》的研究仍在进行的同时，她继续发现这项1940年立法的影响的新见解。戈尔丁表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小的项目。“但它对一些小城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本文由哈佛大学官方报纸《哈佛公报》提供。更多大学新闻，请访问harva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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